俞尧昌：重返格兰仕 寻求新机会

    今年52岁的上海人俞尧昌从来都是个充满争议的财经人物，自从受到“德叔”（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庆德）的真情感动，于1995年5月南下顺德加盟格兰仕集团后，“价格屠夫”、“格兰仕的一张铁嘴”等他自己不情愿接受的“称号”就被强加在他的身上，直到2006年4月他因“个人原因”开始“休长假”。 
 
 　　在上海的家里享受了一年半的天伦之乐后，由于格兰仕的“空降兵”战略失败，俞尧昌不得不于2007年9月重出江湖。在一场“中国制造信任危机”战略研讨峰会上，俞尧昌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格兰仕将站出来回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不加分辨的全盘诋毁！

　　这就是业界人士心目中俞尧昌的传统形象。不过，俞尧昌的回归并没有带来格兰仕“摧毁产业投资价值”战略的回归，5月17日，俞尧昌在搜狐网举办的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上用大家熟悉的有些沙哑的声音告诉记者，“过去大家都误会了我的意思，其实格兰仕一直打的是价值战而不是价格战。”显然这一说法与此前张扬的“俞老师”的“摧毁产业投资价值”不同。按照梁庆德的说法，俞尧昌需要“总结过去谋求更大发展”，显然，在休假的日子里俞尧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来适应格兰仕的新战略。

　　不过俞尧昌还是俞尧昌，本性难移的他重出江湖后一方面对格兰仕过去一年多的失误，特别是引进空降兵战略的失误进行了“反攻倒算”，一方面则在呼吁格兰仕尽快通过A股上市来彻底完成向“公众化管理”的过渡。让我们一起走近完成了“自我升级”的俞尧昌的内心世界。

　　从“退出”到“回归”

　　1995年2月，时任上海心族信息产业总公司（国营企业）总经理的我遇到了“老梁总”。说实话，正是老梁总的朴素和信任，让我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在1995年5月搁下上海的家庭义无反顾地来到了顺德，一干就是11年。可以说，在格兰仕，我重新拾回了自我??格兰仕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和充分的机会，格兰仕的发展期同样也是我人生走向成熟的时期。

　　有人说，“俞尧昌是格兰仕的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张铁嘴”，正是这张“铁嘴”，在过去十多年中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价格炒作和事件炒作，为格兰仕节省了成千上万甚至上亿元的广告费，使格兰仕微波炉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一度扩大到70%，也让格兰仕成为“价格屠夫”的代名词。然而，我毕竟只是个“登台唱戏”的角色，从最初做羽绒服到后来转型做家电，再到“世界工厂”策略的制定，格兰仕30年来真正的灵魂始终是低调的“老梁总”。然而，战略总有需要改变的一天，昔日格兰仕屡战屡胜所依赖的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战略，还有由此产生的成本优势和价格利刃的手段，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觉到自己的确需要休息，也就是老梁总说的“总结过去”，于是我给自己放了长假，但是我并没有离开格兰仕，而且保留了副总裁的职务。在回到上海的日子里，我也一直在关注着企业的发展。让我失望的是，“老梁总”和“小梁总”（梁昭贤）这次因为心态太急在空调业务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早在2000年，格兰仕就提出做空调要花五年时间做到世界第一。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格兰仕基本上实现了原来的发展预期。然而，格兰仕的突破主要是外销，早在2004年我们就曾排在出口第二位。但是我们在内销市场走了一些弯路，特别是2005-2006年我们引进了一些“空降部队”（郎青等人），当时“空降部队”认为我们过去做空调的人不专业，后来引进了一些专业人士，结果做得很糟糕，出现了一些组织波动，我也一度萌生退意。

　　说得透彻点，格兰仕当时险些被这些“江湖骗子”给毁掉，2004年我们做到了5个多亿，并给2005年制定了160万台的目标，结果这些“江湖骗子”说可以轻易做到300万台。当时我们的老板很冲动，还送他们宝马车，结果换了几拨人之后，2005年他们连2004年的零头都没做到，我们的老梁总、小梁总当时的胆子太大。

　　通过这样一些折腾，格兰仕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庆幸的是格兰仕的核心的东西并没有变，这次波动并不是像科龙、华宝那样核心管理层走后就导致了地震。经过波折后，大小梁总再次找到我回来，对于我来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格兰仕，我还是要当个喇叭，当然以后重点是培养新人，帮助推动格兰仕的组织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