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成功悖论，或将进入“调整”期

    人们习惯于把那些成功的世界级企业当成学习的榜样。实际上，很多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却在为自己利润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而苦恼

    今年是韩国IT巨子三星集团迎来70周年的日子。此前，三星集团计划，要以创立70周年为契机推动集团实现“再次飞跃”。它还计划在6月将三星电子和集团战略企划室总部搬到位于江南站的“三星瑞草城”，开启“江南新办公楼时代”。而这次搬迁，还有着另外一层更为深远的意义，李健熙的独子李在镕(Lee Jae-yong)将正式升任三星集团的接班人。但一场诉讼让三星的这些设计都化为了泡影。

    六个月前，三星前任首席律师金勇哲(Kim Yong-cheol)指控公司存在系统性的犯罪行为。李健熙及其他3名三星集团高级管理人员涉嫌利用1199个匿名账户，动用秘密资金买卖集团子公司股票，牟利5.69亿美元，逃税1.14亿美元。此外，李健熙还被控采用不当手段，将集团领导结构中最重要的“爱宝乐园”经营权转让给其儿子李在镕；并默许“低价发行爱宝乐园可转换债券事件”，造成至少969亿韩元的损失，构成了渎职罪。而后整个丑闻演变成了国民针对这家公司以及创始人家族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性声讨活动。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终身监禁的严重后果，不过人们质疑韩国政府会对他网开一面。

    4月22日， 掌管三星集团长达20年李健熙宣布辞去三星董事长一职，为他过去的错误负责。与此同时，李在镕也辞去了集团旗舰公司三星电子首席客户官(CCO)的职务，将远放海外锻炼。

    专家认为，随着李健熙黯然下台，三星一个统治时代已经结束，未来将进入“重塑调整”期，三星这个巨无霸的再成长之路荆棘满地。

    国民的愤怒

    三星集团的崛起壮大不仅在韩国是个奇迹，也让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为之侧目。到2007年底，三星集团在近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300多个法人及办事处，员工总数19.5万人，业务涉及电子、金融、机械、化工等众多领域。它现拥有60家子公司，其中15家为上市公司，全部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三星旗下公司去年总收入约1500亿美元，相当于韩国GDP总量的1/6。旗舰公司三星电子的年出口额接近韩国出口总额的1/5，在平板电视、闪存等9个领域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三星电子现在在全世界电机、电子业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前三甲”的行列，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德国的西门子和美国的惠普。它的最新目标是在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子厂商。

     三星集团的崛起和壮大，和李健熙的成功经营分不开。因为李健熙享有的名望和影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他在1996年因为行贿被判刑2年缓期执行，而到1997年却得到豁免。路透社则这样形容李健熙在韩国的独特地位：“公众场合罕见他的身影，他说话轻声细语，但只要李健熙咳嗽，韩国就会感冒。”美国《新闻周刊》则直接用“幕后帝王”来形容他的权威。

    作为韩国的经济发展的地动力引擎，三星电子承诺今年将新增17000个就业机会，并投资579亿美元发展国家经济。尽管三星做出了这么的贡献，但韩国社会、公众对李健熙这样的富豪的印象并不好。据一次问卷调查，“你对富豪是否尊敬”，竟有40%的被访者作了否定回答，肯定的只有33%。2005年，高丽大学授予李健熙荣誉博士学位的活动，因遭到该校学生的强烈抵制而差点流产。

    目前，“反三星”在韩国正成为一种潮流。潮流的起因集中在李健熙的丑闻上，他们担心李健熙会被得到豁免这将触犯民众利益。同时，对李健熙为儿子争取继承权的问题感到不满。《朝鲜日报》主编姜天锡认为，反三星的思潮背后是社会底层隐藏着一种不安，即三星以及和三星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企业可能想跨越企业的界限，干涉、掌握并支配政治、社会、文化、艺术、媒体等领域。有不少国民担心，等到支撑大韩民国的各种组成要素之间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三星狂风面前无可奈何地崩溃时，这种危机可能会演变成韩国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总体危机。

    三星也早就开始努力试图把民众的这些不满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三星方面经过内部分析表示：“随着我国社会转变为平等和多元化的结构，企业的作用进一步增大，而且从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三星与其他集团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引发了这种现象。” 不少三星人士在公开场合认为，问题是其他企业跟不上三星发展速度产生的问题，但舆论却好象是三星出了问题一样。三星不仅对国家经济做了贡献，还通过各种社会活动促进了社会发展。影响力变大了就好象是公司有什么问题，真让人难受。不过，三星在2006年还是拿出了8000亿韩元有史以来的最高捐献额，希望能平息此前的反三星舆论祸端——“不纳税的经营权继承”。不过，检察机关却并没有就此松手，在民众中的收效也甚微。

    近期，特别检查组对三星调查细节的披露也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即使进行传唤，三星方面也不予理睬，并千方百计阻碍调查。” 面对公众的批评、政府的限制，三星等财阀以及韩国右翼媒体则认为，这种反三星论调是韩国社会出现的“反企业”、“反市场”情绪。

    三星集团与韩国国民的冲突只是跨国公司与民众间冲突的一个缩影。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全球化的浪潮下，为了更为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各种风险，各个跨国公司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宣扬一种全球治理的观念。

    全球治理竭力突出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它强调管理机制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要靠合作网络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治理是一种“网络治理”，而跨国公司在这里应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虽然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合法性的不足、协调的不足、服从的不足等等问题，但他们在权力的追求上依然孜孜不倦。类似于三星这样的公司的商业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但是受到这种影响的公众却无法通过政治活动对这样的决策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施加影响。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看来，这是一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nesponsibility)行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而在国民看来：尽管个人的风险意识在不断提高，对许多风险的了解也在加深，但是在某些后果严重风险面前常常反应过度，作出非理性的反应，尽管这些风险只是可能要发生的。此外，个人在风险判断上越来越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专家系统本身也在风险的认知和解决上存在着内部争议，权威性受到了质疑，因此个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更加个人化。在韩国正在发生的一种现象就是，一向对民族品牌怀有深刻感情的国民正在做一些为了给民族品牌下马威而缺乏理性的行为。一家跨国投机资本Sovereign为了吞掉全球能源品牌SK展开攻势时，一些市民团体还鼓励和称赞Sovereign说：“海外公司正在替政府完成解体财阀。”

    面对这种看起来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贝克站在政治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用分化的政治来取代中心的政治。其核心思想是，民主政治不应该仅限于政府的代议制体制，政治应该是没有中心的，在任何垄断者可以进行自我控制的地方都应该提供进行批判和民主控制的渠道。原本在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之间划定的僵硬的界限必须要打破，传统认为科学活动、工商业活动都是高度自主独立的领域，不受公众影响的观念现在必须改变。按照贝克的说法，三星在韩国向政治等各领域的渗透并不应该成为国民质疑的焦点。而作为一家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公众公司，三星也必须服从韩国国民的意愿，接受国民的民主控制、批判和监督。这就对韩国国民观念和三星的内部治理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不过，随着韩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三星在韩国股市中权重正在不断下降，而三星国际化布局还在不断加速，它与韩国本土企业和国民的联系也正相对减少，这也都客观上有利于缓和三星和国民间的矛盾。